中医学论文范文关于养生论文的总结范文

最后更新 : 202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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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论文范文

中医学论文范文

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医学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

中医学论文范文1

摘要:糖尿病肾病(DKD)为糖尿病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也是肾衰竭的重要危险因素,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现代医学对其治疗方法有限。中医药可延缓DKD患者的疾病进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独特的治疗优势。本文综述中医药对DKD的治疗研究进展。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DKD);中医药;研究进展

糖尿病肾病(DKD)由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引起,以肾小球硬化为主要病理特征,患者可出现尿白蛋白排泄率增高和进行性肾功能下降,是终末期肾脏病的首要致病因素。DKD发病机制复杂,其肾损伤的确切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可能与各类细胞通路激活引发的氧化应激、免疫炎症反应、凋亡等皆有关联,目前还没有可完全预防或治愈DKD的方法。DKD的发生是一个慢性过程,伴随着复杂的机体代谢紊乱,在肾病早期,肾小球滤过率增加与肾微血管增殖是一种可逆的病理变化[1],早发现、早治疗是防治DKD的主要方法[2]。DKD的西医治疗原则包括降糖、降压、纠正脂代谢紊乱、减少蛋白尿、保护肾功能。治疗手段主要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类药物,以及肾脏透析治疗和肾移植等。然而,早期DKD患者长期接受ARB或ACEI类药物治疗,虽可有效降低微量白蛋白尿,但临床不良反应较多。DKD晚期患者血透可排除体内毒素,但只可缓解一时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逆转DKD肾脏的病理变化,延缓DKD患者的进展。因此,早期干预对延缓DKD病程进展尤其重要。中医运用“未病先防”的思想对早期DKD进行干预,收效良好。根据DKD不同临床表现,中医学将其称为“消渴肾”,并将其归为“水肿”“癃闭”等范畴。本文综述中医药对DKD的治疗进展。

1证型研究

“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为消渴病即糖尿病发病基本病机,阴虚血行滞涩,燥热消灼阴血津液等有形物质,久之,血行不畅,瘀血内生,损伤脉络。而肾络瘀阻贯穿DKD整个病程,为DKD的核心病机,现在大多数医家均重视活血化瘀在DKD治疗中的作用,临床治疗中或多或少加入活血化瘀的中药[3]。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消渴肾的证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3类。

  1.1气阴两虚,瘀血阻滞

肾气不足,失于固摄,肾精外泄,阴精亏损;瘀血贯穿糖尿病整个病程,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瘀血阻滞,久病入络,伤及脉络,肾脏血行不畅,又致肾精外泄,在外表现为蛋白尿,在内表现为肾小球动脉硬化、血管内皮损伤。早期DKD为本虚标实,脾肾气阴两虚为本,瘀血阻滞为标,故临床上采用补阳还五汤联合玉液汤治疗早期DKD患者,能明显降低DKD患者蛋白尿[4]。根据《医学心悟三消》:“治下消者,宜滋其肾,兼补其肺,地黄汤、生脉散并主之”,肺主气,肾主水,金水相生,气阴双补,用参芪地黄汤联合穴位敷贴治疗早期DKD患者,可降低尿蛋白,调节脂质代谢,改善肾脏血流[5]。高血糖导致的氧化应激可产生一系列炎症因子,与DKD发生发展有关的炎症因子包括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γ(TNF-γ)、白介素-6(IL-6)等,这些炎症因子能刺激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使肾小球滤过膜增厚,导致肾小球硬化,肾小管功能损害,与中医毒损肾络的认识是一致的[6]。早期DKD患者治疗接受参芪地黄汤,可明显降低CRP、TNF-γ、IL-6等炎症因子,减轻炎症介质对肾脏的损害[7]。

1.2气虚血瘀

一身之生机全在于气,气化则万物生,气止则生命息。气虚,推动血行无力,血液淤滞,阻滞肾络,新血不生,瘀血不去,形成恶性循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研制的有益气补肾活血之效的治糖保肾冲剂,除具有降糖、降脂、降低尿蛋白的功效外,还可通过降低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β(PDGF-β)、一氧化氮(NO)、内皮素(ET)等水平,发挥抗氧化、抗炎的作用,从而抑制肾小管凋亡、肾小球硬化,减轻、延缓DKD的发展。当归芍药散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等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当归芍药散可明显降低尿蛋白、CRP、IL-6,其改善肾功能可能与抑制机体炎症反应有关[8]。

  1.3脾肾亏虚,痰瘀阻络

《黄帝内经》认为,DKD与五脏柔弱,“脾脆”、“肾脆”有密切关系,《灵枢本脏》曰:“肾脆善病消瘅易伤”、“脾脆则善病消瘅”,强调了五脏虚赢、脾肾不足在发病中的重要性。《素问》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脾为人体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转饮水谷物为精微,脾虚则津液生化失常,聚而为痰为饮;肾为先天之本,为水脏,水之制在肾,全身津液的升腾气化离不开肾气的推动,必“阴中求阳”才得以雨露布施,阴霾自散,大地温润有度。脾虚久则及肾,肾虚无以温土蒸腾水气上行,两者相互影响。虚则气血津液运行缓慢,瘀浊易生,痰、瘀、浊阻滞肾络。因此,脾肾两虚在DKD的发病中起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观察了具有健脾补肾作用的健脾固肾活血汤治疗早期DKD的疗效,结果显示,中药组对降低胱抑素-C(Cys-C)、24h尿蛋白疗效更优于西药组[9]。

2中成药研究

临床上出现了许多治疗DKD的中成药,大量临床研究显示,这些中成药能延缓DKD的病程发展。Cys-C、半胱氨酸(Hcy)能够早期诊断DKD,对DKD的特异性高[10]。如黄葵胶囊能明显减少~Ⅳ期患者尿蛋白,降低Cys-C水平,延缓血肌酐水平上升,起到保护肾脏功能的作用,分析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黄葵胶囊调节人体微炎性反应作用有关[11]。百令胶囊主要为人工冬虫夏草菌丝,作用与天然虫草类似,具有保肺益肾、补诸虚劳损、抗衰老的作用,研究发现,百令胶囊可以通过下调Toll样受体4(TLR4)表达,降低DKD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降低转化生长因子(TGF)-β1,从而改善肾小球硬化[12]。通过建立DKD大鼠动物模型研究厄贝沙坦联合金水宝胶囊对DKD大鼠足细胞裂孔隔膜的表达影响,结果显示,与单用厄贝沙坦相比,厄贝沙坦联合金水宝可显著减轻DKD大鼠早期蛋白尿,其机制是通过上调足细胞的表达,更好地保护了肾小球滤过屏障[13]。尿毒清颗粒具有通腑降浊,健脾利湿,活血化瘀的功效,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通过对TGF-β1、Cys-C、核因子(NF)-κB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进行拮抗性干预,改善高糖、高脂、微炎症等危险状态,以保护肾小球内皮细胞、足细胞,防止肾小球硬化和间质纤维化[14]。

  3单味药研究

大量研究发现,某些单味中药也对DKD有着独特的治疗效果。如牛蒡子具有宣肺利水,解毒泄浊,降低尿蛋白、降血糖之功效[15]。金蝉花属虫生真菌,其具有降肌酐、降尿蛋白、抗肾小球硬化、抗肾间质纤维化的作用[16]。黄芪具有益气健脾的作用,既可大补后天之气,又走十二经络之表而利水消肿,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降血糖、利尿、降蛋白、抗衰老、抗疲劳等作用。黄芪甲苷属黄芪皂苷中的活性成分,Gui等[17]研究发现,新型抗氧化剂黄芪甲苷能抑制高糖诱导的足细胞凋亡及氧化应激产物(ROS)产生,显著降低高糖诱导的丙二醛(MDA),并升高过氧化氢酶(CAT)及超氧化物岐化酶(SOD)水平,提示黄芪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能通过抗氧化来实现。黄连具有清热燥湿的作用,常与陈皮、厚朴、苍术配伍,理中焦之气,除体内湿热,临床上常用于糖尿病患者。黄连素可从黄连、黄柏、三颗针等植物中提取,现代临床研究发现,黄连素可降低早期DKD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降低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其机制可能与黄连素的抗氧化、抗炎作用有关[18-19]。大黄能减少肠道中氨基酸的重吸收,改善氮质血症,抑制残余肾组织的代偿性肥大,抑制肾小球系膜细胞的增殖,减少蛋白尿,改善微循环,抗凝、抗血栓,对DKD有较好的疗效[20]。积雪草有效成分在降血糖水平,抗炎、抗纤维化、抗氧化应激、抗内皮系统激活等方面有着良好的作用[21]。

4中药制剂注射液

在临床上,某些中药制剂注射液在DKD的治疗中也常被使用,并取得了不错的疗效。相关研究入组68例早期DKD蛋白尿患者,对照组给予常规降糖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同时给予黄芪注射液治疗,结果显示,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尿蛋白排泄率均有所下降,且治疗组下降程度更为显著,说明黄芪注射液能明显减少尿蛋白排泄率,对DKD治疗效果显著[22]。丹红注射液的成分为丹参、红花,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现代药理学证实了其主要有效成分为红花黄色素、丹参酮,前者具有降低血清低密度脂蛋白、抗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黏稠度,后者具有清除自由基、双向免疫调节的作用,丹红注射液治疗早期DKD,可改善微循环,对改善肾血流、抑制肾病进展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23]。肾康注射液的主要成分为大黄、黄芪、丹参、红花,具有益气活血,降逆泄浊等功效,现代药理认为肾康注射液具有明显的扩张血管、调节血脂、降低血黏度、增加肾脏血流量、改善微循环、降低尿蛋白、降低肾小球硬化率和延缓肾功能恶化等效果[24]。具有活血化瘀效果的血栓通注射液作为临床常用药,可降低早期DKD患者血清Cys-C、Hcy水平,调节血脂代谢[25]。

  5其他

除了上述治疗方法,中医治疗DKD还有中药灌肠、针灸、药浴等多种手段,临床上同样具有较好的疗效。有研究选择了DKDⅣ期患者96例,分为两组,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糖肾灌肠方灌肠治疗,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空腹血糖、血压、24h尿蛋白定量、肾功能较前均有所改善,且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说明糖肾灌肠方联合西药治疗糖尿病肾病Ⅳ期的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可有效降低各项监测指标[26]。

6结语

中医中药治疗在改善DKD肾脏病理结构、延缓DKD病程进展方面,相对于现代医学疗效显著,可降低尿蛋白、肌酐水平,且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免疫炎症、凋亡和自嗜等抑制炎症和细胞因子的产生,抑制肾小球、肾间质、肾小管的硬化,从而改善肾功能,延缓疾病的进展。中医研究各家学说纷纭,皆从“整体观”出发,辩证论治,体现了治疗的有效性,这也是中医学有别于现代医学的核心思想。但目前不足的是,在中医药治疗当中,对通路的研究相对较少,无法明晰中医中药治疗的确切机制,在今后中医药治疗DKD的研究中,有必要增加通路机制研究,以明确中医中药治疗的作用靶点,体现精准医学思想。

中医学论文范文2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

《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的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

“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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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闪增郁,张智,陈燕萍,等.《内经》奠定了中医脉学的生理学基础[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xx,12(1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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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经纬,张志斌.中医学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xx:574.

[5]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学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xx:2.

[6]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四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xx:145-154.

[7]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xx:244.

[8]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补正[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xx:18.

[9]陈孟勤.评《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J].中西医结合杂志,1991,11(11):689.

中医学论文范文3

摘要:已传承上千年的中医药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卫生资源,也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各大中医院校在积极探索中发现,培养中医拔尖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以湖南中医药大学所设置的中医拔尖人才班为例,浅要分析目前中医拔尖人才的培养现状,这种培养现状所带来的利弊和解决弊端的措施,以及对中医学子的展望。

关键词:中医人才;拔尖人才;现状;利弊;措施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前进和发展,人们对于健康与疾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于医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更多心血。中医学作为我国本土医学,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兴起和发展,中医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如何振兴中医事业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而振兴的关键在于中医拔尖人才的培养[1]。湖南中医药大学本着培养具有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中医拔尖人才的目的,建立中医临床拔尖人才班。

  1中医临床拔尖人才班现状

目前,湖南中医药大学对中医拔尖人才的培养主要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即学校在学生完成大一对中医基础课程的学习后,通过对学生的笔试与面试选取对中医有浓厚兴趣的具有中医临床思维的学生进入中医临床拔尖人才班。与其他班级不同的是,首先,该班级增添了许多如《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等中医特色课程,并安排高年制老师进行教学。其次,在课余时间,学校给学生安排了一系列来自从事临床工作数十年的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名师的讲座。并且对学生本科阶段的培养实行双导师制,配备基础导师和临床导师,即1~3年级一对一跟从基础导师学习,4~5年级一对一跟随临床导师上临床进行学习。

2培养方式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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