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徐阁老书写作背景,乾隆到底是不是雍正的儿子?

最后更新 : 2021.10.14  

说到乾隆的身世就不得不谈上徐阁老书写作背景,一谈到18年去世的金庸先生,在金庸所写的《书剑恩仇录》中,说乾隆是陈家洛的兄弟,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依据。毕竟常言道:无风不起浪,纸包不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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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末年,不论是高官,还是百姓,都知道清初的某位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位皇帝便是乾隆皇帝,在《清朝野史大观》中,也记载着雍正在当皇子的时候,同海宁陈家交好,两家来往,非常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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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正好,两家同日同时生了孩子,雍正为女孩,陈家是男孩,于是雍正就同陈家的男孩交换,当陈家发现之后,碍于皇家的威严,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当康熙去世之后传位给雍正,陈家飞黄腾达。当乾隆继位之后,陈家更是荣华富贵,受到了非常高的待遇,并且乾隆四次到陈家。在陈家的宅堂,上含有皇帝亲笔所写的匾额,一个是“爱日堂”,一个是“春晖堂”,两者皆有儿子尊敬和孝敬父母的意思,并且更有说服力的是与陈家交换的雍正的女儿,之后出嫁的时候,婆家为他建了一幢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传言便证实了乾隆,极有可能是汉人之子。

但是我们要知道雍正皇帝拥有着十个儿子和六个公主,乾隆皇帝是第四个儿子,他大可不必将皇位传给一个外人,因为儿子这么多,根本不需要去同陈家去交换,并且在古代的时候非常重视血缘,所以雍正根本没必要用别家的孩子来取代自家的孩子,继承皇位。

此外,乾隆之所以会到海宁陈家居住,就是因为他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辅宰,而且他的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因此乾隆去陈家,有了合理的解释,另外,对于“爱日堂”与“春晖堂”的说法则与上面不一,这两块匾额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根本没有任何的联系,因而这证实了乾隆是汉人之子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但是历史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我们能做的只是去猜测,运用今天的科技去推理,而万万不可妄下断言。

文/红雨说历史

图片来源于网络

明清内阁制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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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取得天下后,沿用元制,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主持,下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作为丞相副手,统领六部尚书。自胡惟庸案后,中书省已废,明代进入了一个没有宰相的年代。废相后,六部尚书升为二品,又分设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机构,各司直辖于君主,形成高度集权的现象。

废中书省后,由皇帝直领六部,规定此后不准再设宰相,臣下有敢奏请者,处以极刑。 《皇明祖训》里,朱元璋有如下论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后废相,太祖自理万机,以便杜绝祸患。但是公务繁重。故太祖仿宋制,设置翰林院诸殿阁一切文件奏章便委任翰林官员处理。翰林官来自进士,故多有精通政事者, 后来更成为殿阁大学士的主体。

洪武十五年, 太祖仿宋制置中极殿(又称华盖殿) 、建极殿(又称谨身殿) 、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 ,共“四殿二阁”大学士 。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炽)又建弘文阁,实际形成“ 四殿三阁” 。职掌由“备顾问”逐渐演化而成。因此,所谓“内阁”,实际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地方,内阁大学士就是皇帝的秘书。

明初的阁臣由皇帝直接任命,称“特简” ,后转为大臣推举,称“廷推”或“令推” ,多选自翰林院。 但是当时只有内阁大学士 ,仍未有内阁之名 。

成祖时, 内阁制初步成型。 成祖特别从翰林院中, “特简” 解缙, 胡广, 董维等儒臣 “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这时大学士的官衔是“入阁办事” 。自此,成祖常诏阁臣密议国事,大学士渐受亲用,皇帝与大学士论政,大抵成常制,然而,奏章批答仍由成祖亲自处理。 当时,三杨已入阁 ,至此内阁制度算是正式成为定制。

仁宣两朝,可算是内阁地位上升期,内阁制亦渐完备。杨士奇,杨荣、杨漙等,皆前朝旧臣,杨士奇累官礼部待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其后二人迁尚书,晋少师。 (留意兼任尚书之用意 )仁宗每遇机务,必与之商讨,此后,入阁事者必以师、保三孤,尚书之尊,遂定成制。此外,“条旨制度”的出现。

由于三杨地位特殊,仁宗遇事必命他们规划,而杨荣等人则以条对,再以文渊阁印封入,外人不得预闻,久之,阁臣对大政乃有决策权。宣宗即位,杨溥以太常卿兼弘文阁大学士 ,与杨士奇等共掌机务、阁权更重。

另一面,凡中外章奏,皆由大学士先用小票墨书,写下自己的意见,贴于疏面,进呈皇帝,称为“条旨” 、“票拟”,地位与九卿相同。由于奏章数目繁多,秉笔太监照阁票“批红” ,而秉笔太监多由司礼太监担任,使司礼监得以正式与外廷往来。

注:司礼监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原掌宫廷礼仪,纠察触犯礼法的内官。批红:用朱笔在奏章上划红,以示认可,由司礼监担任。

英宗在经历夺门之变后,内阁制又有突破性发展,天顺年间出现了「首辅制度」 。明代时,内阁大学士多至六、七人,少则三、四人,多以入阁先后,资历及皇帝的意愿,选定一人为「首辅」 ,即内阁制的首领,其他阁员门称为“次揆” 。一切大事及票拟,皆由首辅主决。

首辅又称首揆( kuí),即内阁的首领,其他阁员称次揆。 “大事皆首辅主持 ,次揆以下 ,不敢与较”。其后,大学士的品秩,虽仍为正五品,但因阁臣带衔入阁,品秩及地位亦相应提高。

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年间,是内阁制的全盛时期、如夏言,严嵩、张居正,足见首辅的位望,已走到顶点,他们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严嵩任阁职二十一年,为首辅时大搞党争,排除异己。

张居正任阁职十六年,内结宦官冯保,驱逐前任首辅高拱、加上张氏得神宗信任,甚至他丁忧江陵,奏章竟由北京送往其府第批阅,可见当时首辅虽仍为正五品官,但实际权力已凌驾正二品的六部尚书。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死,神宗亲攻,由于失去张居正的约束,神宗渐渐荒废政事,四十年不朝,深居宫中,不答奏章,完全不与阁臣接触。内阁甚至空无一人。朝廷内外,更官缺不补,内阁制的发展,己至衰退阶段。其后内阁虽仍行票拟之责,但却由宦官居中传达。

内阁渐成宦官的傀儡,司礼监更因负责“秉笔”及“掌玺”而有“太上内阁”之称,大学士的票拟是否照淮,完全取决于宦官的“批红” ,使内阁的重要性大为下降。

明朝内阁制是君权强化的产物,在明朝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的内阁制产生了诸多流弊,但是内阁的出现,部分代替了 宰相的作用, 使政治生态重新达到平衡, 保证了政府各个机构的正常运行。

朱元璋当初废除宰相, 梦想他以及他的后世子孙永远掌握着绝 对的大权,然而他想不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子孙们却逐渐 创立并完善了有着宰相职权的内阁制——这恐怕就是历史的规律吧, 人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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